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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亿娱乐客户·策展中国——专访大英博物馆中国馆馆长霍吉淑
2020-01-11 16:55:53   来源:银河官网   阅读量:121

 正值伦敦亚洲艺术周,这位大英博物馆中国馆的馆长在邦瀚斯介绍了当时即将开幕的新中国馆。第二次见到霍吉淑,是在大英博物馆的何鸿卿爵士中国及南亚馆里。在此之前的一天,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刚参加了中国馆重新开馆的仪式,这是25年来她第二次来为中国馆宣布开幕。大英博物馆中国馆馆长霍吉淑选择1400年至1450年的这段历史,也是一种新的研究和展览尝试。...

九亿娱乐客户·策展中国——专访大英博物馆中国馆馆长霍吉淑

九亿娱乐客户,研究展品,基于新的研究发现对展品进行新的诠释,这些都是让博物馆依然生机勃勃的功能所在。作为老牌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有很深厚的阐释功力:用新的理念把展品组合起来,和别的藏品组成新的叙事结构,并在这种叙述下,让藏品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文 | 李想

第一次见到霍吉淑女士是在邦瀚斯拍卖行的一场讲座上。正值伦敦亚洲艺术周,这位大英博物馆中国馆的馆长在邦瀚斯介绍了当时即将开幕的新中国馆。在座无虚席的房间里,她首先在身后的屏幕上播放了几张现代中国的照片:20世纪90年代上海密密麻麻都是自行车的马路,以及21世纪北京国庆期间堵得水泄不通的公路。她说,这20多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与此同时飞速发展的,还有中国的考古学。新的中国馆想尽可能呈现这些新的考古成果。

第二次见到霍吉淑,是在大英博物馆的何鸿卿爵士中国及南亚馆里。这天,她为大约20位游客做了导展,这也是中国馆在修缮之后向公众开放的第一天。在此之前的一天,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刚参加了中国馆重新开馆的仪式,这是25年来她第二次来为中国馆宣布开幕。霍吉淑向我们重点介绍了陈列在展厅中央的唐代墓葬俑,她说,她希望这件展品对中国馆来说,“就像蒙娜丽莎画像之于卢浮宫”。这12只栩栩如生的陶俑,高度在60厘米至115厘米之间,形象包括阴间判官、人、兽以及人面兽身。墓葬的主人是唐朝名将刘廷荀,他曾任忠武将军、河南道与淮南道校尉以及中央枢密使,728年去世。这些信息都来自于他命人撰写的墓志铭,墓志铭的文字让我们得以窥见1300年前唐朝人的生死观。刘廷荀的仕途正处于盛唐时期,当他去世时,唐朝的疆域北至朝鲜、南抵越南,向西循丝绸之路一直延伸到中亚。陶俑里随行的骆驼与马匹,就说明了唐朝与中亚紧密的贸易联系。

在陈列唐代的展柜前,霍吉淑说,大英博物馆看待中国的古代史,“更强调文化交流”。唐朝在大英博物馆的介绍词中,被称为“伟大帝国”,与中东阿巴斯王朝的伊斯兰帝国同时代并列。这个唐帝国的“帝国国际秩序”,通过丝绸之路上与中亚、西亚的文化交流体现出来,比如丝绸玻璃器皿(很可能来自伊朗或伊拉克)和敦煌的佛像。在霍吉淑编写的中国藏品目录(《中国:物中的历史》)一书中,你会发现泉州作为马可·波罗的停靠港口被单独呈现,画着黑仆和中国瓷器的荷兰油画与明代的《出警图》并列在同一页的空间里。走到中国馆明代与清代展品交界处的时间线上,摆放着一个从欧洲部借展来的机械钟,隐喻着中国历史开始在这里跨入现代时间的大门。那段中国人所熟悉的半殖民地历史,在这里因为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叙述视角,被忽略掉了。霍吉淑重点讲述的一件展品,是乾隆的一个极为精致的漆盒,里面有很多小格子,分别放他的收藏品,比如象棋、印章、一个微型的象牙柄放大镜、一个皮盒装的龟壳望远镜、天香等。

后来在大英博物馆与大维德瓷器展厅相连的亚洲部办公室里,霍吉淑告诉我,她之所以重点介绍唐朝墓葬陶俑,是因为它的墓志铭石碑是近些年才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发现的。从20世纪20年代这套陶俑来到大英博物馆以来,墓葬的主人是通过翻译中文文献而确定的,但现在有了实物的确认。这20年间中国有很多重大的考古发现,比如2001年湖北梁庄王墓的挖掘;还有20世纪70年代就已做的考古挖掘,近些年才开始出版研究成果,比如2016年出版的朱檀墓葬研究。每天,挖掘遗址上都有大量的新数据产生,研究这些数据的分析技术也在不断改善,比如稳定同位素研究和基因学的引入,都让我们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发生着幂数级别的变化。每一刻所讲述的故事都是当时的故事,第二年这个故事就会发生改变。这些变动不居的动态,她都希望能在大英博物馆呈现。临时展常常都围绕着一个新的观念展开,但对一个永久展厅来说,“你需要反映25年的变化,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2014年至2015年,霍吉淑与牛津大学中国艺术史专家柯律格(craig clunas)共同策展的“明朝:改变中国的50年”在大英博物馆展出。霍吉淑告诉我,策划这个展览时,他们的重点并非是有关明朝的热点,而是关注15世纪早期地方性的亲王宫廷。“我们从中国10个不同的博物馆和约20个世界性的组织借来展品,中国和世界各地研究明朝的专家为此出了30篇关于明朝这50年的论文。”

大英博物馆中国馆馆长霍吉淑

选择1400年至1450年的这段历史,也是一种新的研究和展览尝试。过去对于16世纪以后晚明的研究和介绍比较多,但当霍吉淑开始策划这场展览的时候,她发现对于明初的这50年,还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目录。“明初这50年,北京的故宫建设了起来,首都从南京迁移到了北京;在16世纪欧洲人来到中国之前,这一时期的中国也与世界发生着紧密的联系。过去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是在欧洲人到来后,才‘觉醒’被‘卷入’与世界的联系,但对明初这50年的研究标明,那种说法毫无依据。我们希望把自己的观点展示出来。”明初的藏品也能够非常全面的展示时代风貌。“再往前回溯一点,回到宋朝。宋朝留下了一些数量不大的画卷,但你很难在宋朝找到许多金饰、纺织物这样的日用品物品。进入15世纪,这样的情况一下就发生了改变,你能找到家具、金饰、书籍、书画等,把日常生活呈现得很丰富。”

在柯律格和霍吉淑编辑的《明朝:改变中国的50年》这本展品目录和图集中,你能看到大英博物馆从湖北博物馆借展的金盆、帽顶、一组云形金累丝镶宝石簪和金丝镂空双鸾鸟簪。梁庄王墓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第九个儿子朱瞻垍与魏妃的合葬墓,2001年挖掘,是中国已发掘的明代亲王墓中等级最高的,随葬物品的丰富与精美仅次于明十三陵中的定陵。这些物品,与山东博物馆朱檀墓出土的九缝皮弁和九旒冕、四川省博物馆朱悦燫墓出土的宦官陶俑、大英博物馆从收藏家乔治·尤摩弗帕勒斯(george eumorfopoulos)处购得的南京或北京金帽顶、费城博物馆的镶宝石金壶陈列在一起,共同呈现了明初皇族家族在中央与地方的宫廷生活。柯律格和霍吉淑都去湖北省博物馆看过这些物品,她挑选了一些能够讲述故事且极具审美价值的器物。霍吉淑说,这些地方亲王的用物,中国之外还很少被人知晓和观看。过去的关注都在中央皇宫,“但正是这些地方性的宫廷和文化,构成了中国人地方身份的重要来源”。对欧洲人来说,“中国和欧洲差不多大,每个省都与一个欧洲国家的面积相当。这些亲王都是中央帝王权力在地方的代表,他们的墓葬留下了丰富的物品。展示这些地方性的东西非常有趣”。这些地方和中央的用品都采用了统一的视觉符号和语言,15世纪初,明朝宫廷将皇室的装饰图案都标准化了,包括龙的象征含义、凤凰的具体形象等,这一套标准化的规定一直沿用到1911年。

1421年从南京迁都到北京,是明初发生的重要空间转移。霍吉淑在策展中挑选了首尔韩国国家博物馆的一幅《送朝天客归国诗章图》,与大英博物馆所藏的《酣齁无梦闲章图》一起,呈现了宫廷生活从南京皇城内转移到紫禁城的变化。选择韩国国家博物馆这个展品时,她正坐在大英博物馆研究部这间我们进行采访的办公室里,与韩国的博物馆同行一起讨论她的策展想法。她说她想呈现南京,“明初在南京的皇宫今天已成遗址,很难复原当时的建筑了”。韩国的同行说:“啊!你知道我们在韩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件这样的藏品吗?”霍吉淑说“不知道”。对方说,他们有一幅很美的画,反映的是韩国使节与中国官员的联系,描绘的就是当时的南京,“在韩国之外,还没有人看到过这幅画”。她说她感到“非常幸运”,很愉快地借展了这幅画。这张《送朝天客归国诗章图》,罕见地描绘出15世纪的南京国际大都会的面貌。画面上,韩国使节正坐上小船,准备离开,明朝的官员站在岸边相送,附近的一个亭台里,三个官员正在下围棋。这些官员的背后,是清晰的城墙内的都市。通过与明都城图的木版印刷地图对比,可以明确这就是明初的南京,它非对称的规划是为了顺应长江的地貌。画中你可以辨识出明初皇宫的模样,它的空间布局、建筑风格和色彩,都与后来北京紫禁城几乎一模一样,它就是建造北京紫禁城的蓝图。这张图是霍吉淑目前所知的唯一一件展示迁都之前南京明初面貌的图,而它竟然存放在首尔,这更增添了趣味。

在这之后,霍吉淑用了很多物品来呈现明朝宫廷的生活。大英博物馆的视野和联系是全球性的,你能在这50年的明朝时空里,看到来自故宫博物院的《朱瞻基行乐图》和《明宣宗斗鹌鹑图》,来自台北故宫的《明宣宗上马图》和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及历任皇后的肖像画,来自华盛顿史密斯学院阿瑟·塞克勒美术馆的《颖国武襄公杨洪像》(镇守北京西北边关的将领),来自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博物馆的明代官员牵白马中国画,来自费城艺术博物馆的《应瑞麒麟图》,来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描绘明代皇帝的波斯插画。霍吉淑说,这些画反映出北京皇宫的战略重要性,也呈现出皇帝的起居情况,“这些物品的顺序,以及对它们各自叙述的组合,传达出这个意向”。给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一件撒马尔罕出产的、很可能属于乌鲁格·贝格的翡翠龙杯,和一件伊朗的天球仪,也参与到对明初国际化的宫廷人员来源的叙述中。

明展也通过大量的文献,将物的叙述和文字的叙述结合起来。霍吉淑说,她把这50年的呈现,分做了“宫廷”“武”“文”“信仰”“贸易”等这些近乎于一本书篇章的章节,每一个章节,都有所依托的文献。比如,“贸易”这一章节,参考了中国和中东文本中描述明宫廷招待外国使节宴会的场景;“宫廷”这一章节,在描述宫廷内国际化背景的太监群体时,参考了对明朝翻译机构四夷馆的描述;同时参考了一些描述如何与明朝中国人做贸易、朝廷礼节的文献。霍吉淑既是研究中国明朝的专家,也是瓷器专家。她说,有很多文本与物品冲突的时候,比如对景德镇的记载文献里,提到景德镇也产藤帽,但显然我们今天只看到了它生产的瓷器;龙泉据记载也生产剑,但我们从来没有找到过。然而,物的叙述与文字的叙述,都是不完善的。“我们对物的研究,只能基于那些能够保存下来的物品,但许多有机的物品却未能保留下来。仅仅靠物的叙述,也无法完全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

(主要参考资料:jessica harrison-hall,china: a history in objects, the trustees of british museum/thames & hudson ltd. london, 2017; edited by craig clunas and jessica harrison-hall,ming: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 the trustees of british museum,2014. 特别感谢实习生史晨瑾对霍吉淑采访录音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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